《不息的号角》
——段苏权将军散记
六、长城驱寇收复关山
1.千里走双骑
王稼祥
6届6中全会后，王稼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主任。3月7日，正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段苏权，被王稼祥约到办公室，通知他马上结业，到师具体领受任务。段苏权感到突然，但这种随叫随走的情形，在抗大和马列学院司空见惯。段苏权只知派他到师报到，剩余一概不知，但这足以令其兴奋莫名。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湘伢仔蓄势待发2年半，朝思夜盼杀敌报国，终于可以“一身救边速，烽火通蓟门”。段告别师友，翌日离别红都匆匆上路，12日渡过无定河，行程里，抵达旅驻地绥德。走到无定河边，自不免浮起边塞诗句，“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将戍边牺牲的将士与日夜眷盼的军嫂联系起来，显见唐诗人的老辣。在陕北流传“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安塞的炭”，绥德是黄河中游名州镇，陕北交通枢纽，素有“秦汉名邦”之称。陕北一带被草原游牧民族频频入侵，三国时是羌胡居地，魏晋匈奴盘踞，唐代突厥占领，宋时西夏入侵。五胡乱华时，建吴儿堡数座，今日吴堡为“赫连勃勃破刘裕子义符于长安，遂虏其人，筑此城以居之，号吴儿堡”（见《元和郡县志》）。本就人种混杂、民族融合，又大掠江南人氏（刘裕系江苏镇江人）移而居之，出帅哥靓女本不足怪。林彪摘取“陕北一枝花”张梅（刘新民），就是米脂县人。此地是抵御草原游牧民族南侵东进的古战场，遗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边塞诗篇，11世纪40年代，西夏攻延州，陕西经略副使范仲淹，曾在无定河边的新城堡屯兵多年，留下“塞上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的佳句。39年9月底，旅奉命从雁北地区回防延安，参与守备北起府谷的马镇，南至宜川的汾川河，绵延余里的黄河河防，王震被任命为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在绥德防区宋家川等处重要渡口，曾屡遭日寇进犯，从38年春到39年底，日军向陕甘宁边区河防进攻23次，其中较大规模7次，少则2千，多则万余人。不仅如此，国民党派到绥德来的“第2区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35年8月设陕西省第2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绥德、安塞、肤施、保安、清涧、延川、延长、安定、吴堡9县），是臭名昭著、群众切齿痛恨的反共专家，他同板垣征四郎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私交甚笃，又深受蒋介石器重，不仅贪赃枉法鱼肉百姓，还收买一批兵痞、匪徒、流氓混混，合编5个保安队，专门袭击八路军和暗杀人民政府成员。段苏权到来时，王震正指挥有理、有利、有节的反顽斗争，经过自卫还击，何绍南被驱逐出境，保安队枪支大部收缴，人员遣散。由于准备充分，又将何的罪行材料上报国民政府，程潜（时任国民党第1战区司令长官）不得不同意边区各县县长由边区政府委派。
王震
段苏权见到王震旅长，得到许多鼓励，同时与6军团的老战友热烈话别。王恩荗详细询问延安的情况，段感觉，王关心时事政治，也关心高层领导的意向。谈话中，王恩荗提及这几天塔斯社记者莫德文来，在欢迎会上讲话，特别引起段兴趣的，是38年7月在中苏边境张鼓峰和39年5月在满蒙边境诺门坎爆发的日苏战争，给予日军铁拳般打击，最终以苏军完胜收场。但在欧洲战场，斯大林进行了两场并不光采的战争，一个是与德国瓜分了波兰（波兰在历史上曾被俄国3次瓜分），一个是“苏芬战争”，用武力侵占了芬兰部分领土（约占芬兰领土的11%，从而使苏芬边界向北推进了公里）。莫德文解释说，39年9月17日出兵波兰东部，是为防止德国东侵，而11月30日进攻芬兰，则是因为“芬兰拒绝与苏联缔结条约并交换部分领土”。段苏权听了感觉新奇，这算是侵略战争还是反侵略战争？转念一想，一个强大的苏联，对中国抗战终究有益无害。苏联在欧洲发动这两场战事，特别是在入侵波兰后发生的卡廷森林大屠杀，都是在8月23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发生，并因此被国联开除会籍（中国代表投了弃权票，遭到苏联外长的诘责），无论当时还是战后，都极大影响了全世界对苏联的观感和评价，也使9月初因德国入侵波兰而引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变得更加波谲云诡变幻莫测（日本因德国单独与共产国家缔约的“背信弃义”行为而招致平沼内阁下台）。
37年7月7日中日全面战争爆发，7月底，日军控制了整个平津地区，随即在华北5省一一河北、山西、山东、绥远、察哈尔一一开展“一场对采取行动损害日本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进行的膺惩战”。日军拟定的华北会战首先在平绥线展开，一路由平津日本中国驻屯军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独立混成第11旅团，沿平绥线向张家口推进，一路由日本关东军组建的察哈尔兵团（司令官为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因而又称东条兵团），从察哈尔东部向张家口推进，8月27日攻陷张家口。此役对日本有两方面意义，其一，沟通中国驻屯军与关东军的联系，使关内关外连成一片；其二，打开进攻华北、迂回西北的大门，为南下西进夺取前进阵地。9月4日日军将作战重点转移到平汉线和津浦线，9月1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发动华北会战，一路于10月初攻陷德州、石家庄，一路向山西推进，于11月9日占领太原，华北会战遂告结束。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军于12月26日占领济南，20天后攻占了山东主要城镇，完成了对华北地区的占领。当日本将卢沟桥事件定义为华北事变时，8月13日，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在上海八字桥地区向中国军队开枪一一日本在华军人每借细故挑衅寻仇，已成家常便饭，中国驻军第88师当即予以猛烈还击，揭开淞沪会战序幕。9月2日，华北事变一一蒋介石口口声声称之为卢案，被日本升级为中国事变。虹桥事件（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军曹大山勇夫开摩托车闯入虹桥机场，开枪打死机场保安，车上2人随即被机场保安队击毙）和八字桥事件是偶发的还是蓄意的？谁更愿意将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及周边地区？是谁在进行无法预料的战争冒险？显然各国史学家们有着巨大的分歧。战斗是毁灭性的，在3个月时间里，大约27万中国军队一一包括蒋介石现代化陆军的核心一一或死或伤，10年的首都在12月中旬沦于敌手，不计其数的平民遭屠杀，损失远远超出最坏的预估，从而暴露蒋介石从未对一场势在必行的战争作好准备。轻易取得的胜利刺激了日本的胃口，南京陷落的次日，日寇即扶植汉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而对国民党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12月2日，蒋介石会见德国大使陶德曼，表示愿以德国所提各点作为谈判基础，仅提出“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这实际是胡适早先提出“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換取冀察领土完整的所谓“一刀两断”的方案，取而代之的是日本12月22日新的更苛刻的条款：法律上承认满洲国、华北和内蒙非军事化、偿付赔款、在华北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机构”，蒋政府未予答复。38年1月16日，近卫内阁不顾陆军统帅部的强烈反对，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关闭了日蒋谈判的大门。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报告蒋介石对“中日调停”的态度：“他（指蒋）秘密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唯一结果就是中共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中共从来不投降”。议和的破裂，武汉遂成为下一个战略目标，日本大本营认为，“进行武汉作战是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38年上半年，夺取华北和华中的主要铁路控制权，以联结日军分散的部队和解决后勤补给，这些战斗大都发生在中国最大的两条河流之间，即日本军部所称的“压缩带”，其中最著名的是中日两军在山东峄县台儿庄展开的争夺战，日军死伤达人（据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实际数字应倍之。与有国无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实施“以华北军沿京汉线南下，与沿长江西进的华东军相互策应，在汉口附近地区作战”的计划，早在年日军就派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畑俊六率陆海军下属有关人员，乘军舰自上海溯江而上，进抵汉口，进行1个多月的战前侦察。13年后，直接指挥攻占武汉三镇的，正是晋升为大将的畑俊六。日本海军的传统政策是主张北守南进，从而对华南方面寄予强烈的关心，攻占广州和登陆海南岛、东沙群岛，是与武汉会战同时或稍后进行，次年3月，日本正式提出对南太平洋的领土要求，并宣布南沙群島归属日本。早在一战结束，日本就乘机出兵山东，占领了驻有少量德军的青岛，同时得到了原由德国霸占的若干岛屿，战后分脏，日本又获得太平洋上的加罗林、马绍尔、马里亚纳3个岛的委托管辖权。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军完成“岛链占领”，实现海上封锁的目的和对美作战的准备。38年10月27日，武汉会战结束，历时4个半月。此前6天，日军第18师团在海军第5舰队掩护下，从大亚湾强行登陆，攻陷淡水、惠阳、博罗，仅用9天时间，轻而易举占领广州。蒋介石不无阿Q式的宣称，放弃武汉“标志着我们的斗争从防御到进攻的转折点”，国共取得了少有的共识：战略防御阶段已近尾声，战略相持阶段即将到来。11月3日，第2次近卫内阁声明发表，宣称“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要求各国“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远东的新形势”，也就是推翻旧有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远东华盛顿体系，而承认日本一强独大的现状。日本人也承认，他们未能在武汉打垮国民党军，已失去速胜的机会，日军大本营预料取胜的时间不是3个月，也许是3年了。武汉地处中国腹心，当时有人口万，位于自西向东的长江和南北向京广铁路这两条交通大动脉的交叉点上，19世纪末成为对外通商口岸，这一地理位置赋予该城以战略意义。参加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共个师，约万人，是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出动军队最多的一次战役，虽未达致保卫大武汉的目标，但给日军沉重打击，战线扩及皖豫赣鄂4省。国民党军声称，毙伤日军20万人，日本秦郁彥所著《日中战争史》承认死伤人，冈村宁次中将在《军状报告》中透露，参加武汉会战的40万日军中，仅伤病号就高达15万人，他显然是将被击毙的部分日军归入伤病号的行列。从战略相持的39年到45年，据美国顾问团观察，正面战场的“战线并无重大变动，敌对双方之间的战略平衡，在将近6年中变化甚微”，日军“偶尔也发动一场攻势以达到有限目标，……他们也定期向国民党战线发起进攻，相比之下，他们较少占领新的土地，而较多蹂躏农村，……阻止国民党人集聚具有潜在危险的精选的部队，或者在实战中训练新兵”（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但这不是说，日本人只是在对峙和消耗中等待，他们至少在两个方面获得成就。39年春，日军夺取了南昌，切断了重要的浙江一一湖南的铁路。6月下旬，日军攻占汕头、潮州，进一步扩大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封锁。11月中旬，日军在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指挥下，以所属第5师团和台湾旅团，在广西南部钦州湾多处地点登陆，并挺进公里，攻取被日军称为“锁钥点”的南宁，从而切断了通向谅山的“西南大动脉”，而中国当时进口物资的1/3正是通过这条公路完成。40年9月，日本人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封闭了河内与昆明间的重要铁路线，并于41年底占领香港，结束了香港的空运（香港的陆运40年6月即被日军封锁）。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成功占领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以及东南亚其它地区，把中国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有两年，国民党只能依靠新开辟的勉强可以通行的滇缅公路和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骆峰航线”，或从苏联经新疆的西北陆路，从外部世界取得供给。日本人的另一“杰作”是不加区分地空袭军用和居民的目标，实际在国民党区，包括桂林、昆明、西安共余座城市，都遭到日军无差别轰炸，20.5万人倒在血泊之中。而对战时首都重庆的“政略攻击”、“以炸迫降”最为惨烈，39年至41年轰炸了次，城市大部毁坏。仅40年春日军发动“号作战”的头2天，就有人死于非命，从5月下旬开始，日军以大批量飞机对市中区、沙磁区、北碚、江北、南岸进行地毯式轰炸。在历时天的大轰炸期间，日军共出动飞机架次，投弹枚（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重庆军民日以继夜地开挖防空洞，但稀缺状况一直持续，42年底，重庆市人口已增至70余万，而市内的公私防空洞仅个，最大容量约人。
日本人攻占中国腹心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和华南重要省份广东（国民革命策源地和北伐出发地），原先估计的国民政府瓦解和中国军队的屈服并未出现，他们对中国人抵抗意志和能力估计错了，日军假如进入大西南追击不可捉摸、麇集一团的防守者，只会弄得精疲力竭两败俱伤。由于战争的不断升级，日本百万大军投入中国战场，国内仅剩下1个师团，暂时无力发动战略攻势，他们采取新的施策，着重以政略攻势（政治诱降）和经济封锁对付重庆政府，而以主要军力巩固自37年7月以来所占据的地区。当时日军在华北和华中仅有效控制10%的土地一一基本是大中城市以及主要铁路和公路沿线地区，他们需要消灭一切抵抗力量，并利用占领区的生产能力为本国经济和战争服务。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中规定，中国派遣军“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准备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这就意谓着敌后抗日根据地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本对华作战的主要战场，迫使日军首先在华北转入战略相持。41年2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召开方面军司令官会议，决定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封锁战”和对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治安战”主战场放在华北。41年末，日军的作战重心逐渐转移到太平洋战场，蒋介石的偏安一隅获得充分喘息的机会。从41年年初起，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采取“保存实力、等待胜利”的方针，国民党军再未发起过像样的进攻战役，41年、42年、43年国军伤亡总和，不及40年1年之数。珍珠港事件仅2周后，1位英国上层官员评论道：“中国人将回去坐着，而让美国和我们去打日本”。应当承认，就全球军事形势而言，太平洋上的海战和空战，或争夺南海滩头的殊死战斗，比起国民党军队的小规模战斗更具决定意义，但英国人却没有资格讲这样的话，因为英军在亚洲从无胜绩可言，甚至靠了中国远征军才逃脱了在印支覆亡的命运。
3月15日，段苏权来到师司令部驻地临县白文镇附近的窑头村，师招待处接待吃住。段从延安带了17个抗大毕业的青年，其中有3个是搞文艺的，一并交给师组织部，不久陆续分配到基层工作。白文镇位于临县东北，湫水河上游，东西两座大山蜿蜒起伏、梁峁连绵，中间湫川河谷平坦。白文镇所在地白文村，早在唐代即形成有一定规模的集镇，晚清繁华无比，是兴县、方山、岚县、临县的粮食贸易中心，段苏权入住时，还可以看到鳞次栉比的商铺和赶集的人流，可惜到当年10月，被日寇纵火焚烧了3天，只剩下断垣残壁、一片焦土。
段苏权很快见到师政委关向应，关介绍说，38年9月底，他同贺龙、萧克参加6届6中全会，11月19日3人一起离开延安，经青化砭、米脂、克虎寨、临县，23日到达岚县。25日，毛泽东、王稼祥、杨尚昆致电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宋时轮、邓华，下达《对冀热察区工作的意见》，正式决定以八路军第4纵队为基础，成立冀热察挺进军，开展燕山山脉的抗日游击战争，“派萧克同志前往工作，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工作”。中央还决定，从延安抽调一批干部和从中央党校、抗大毕业的青年约百人，去挺进军工作，“由贺、萧、关负责成立之”。挺进军的“战略任务是确保平西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直至热河山海关，并准备将来再向辽宁前进”。
萧克
现在萧克是挺进军的司令员兼政委，你去挺进军任职，任务艰巨而光荣，师党委相信你一定能胜任工作，为我军挺进冀北、热西和察南当开路先锋！
关向应（左）和贺龙
关向应与贺龙，是接到中央军委紧急命令，日夜兼程从冀中回师晋西北，上个月初旬才刚刚落定。师在冀中的8个月，大小战斗次，歼敌4余人。39年10月，全师已从东渡黄河的人，猛增到人，扩大近5倍。从39年11月底开始，国民党军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密令第6集团军司令陈长捷指挥第61军、19军等部，分南、北、东3路，围攻活动在晋西南地区的山西新军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师独立支队（又称晋西支队），摧毁洪洞、蒲县等6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惨杀县政府、救亡团体的干部及伤病员余人，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同时阎又以第8集团军司令孙楚为首，率旧军加紧围攻晋东南的新军决死第1、第3纵队和八路军旅，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余人，抓捕余人，策动3纵内的反动军官哗变，强行带走余人。第7集团军司令赵承绶也蠢蠢欲动，阴谋叛乱。与阎锡山相呼应，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等部，共12个军，1个骑兵军，另2个骑兵师、8个炮团及地方部队，共30余万人，从南、北、西三面，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在12月中旬用地雷和大炮，袭占我军驻守的宁县、镇原两城，杀伤指战员余人，制造了第2次陇东事件。为此，中央军委令“贺、关立即出发，到晋西北指挥战争，愈快愈好”。贺龙、关向应率旅主力、独1旅和特务团星夜回师晋西北，于1月24日赶到岚县史家庄，打谈结合、区别对待，创造了1个新词，叫不打第3枪，即有理有利有节，不久晋西北地区完全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军控制，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关向应叮嘱段苏权，在没有部队掩护的情况下，不要急于出发，可以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多了解一些前方的情况。很快，从师独1旅（该旅是39年3月，在冀中由团和独立第4支队合编）政治部，选调张明志（后改名张炳直）担任段苏权的勤务员。张是冀中人，念过4年小学，有时段的湖南话张听不懂，段就写在纸上，一直到抗战结束，俩人再也没有分开过。“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在平北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两个人同生死、共患难，契若金兰。3月26日，在临县窑头村举行晋西北戏剧座谈会，段聆听了关政委的讲话，其中谈到纠正“左”的偏差，比如强迫命令，挖掘富户地窖，严重伤害中农，乱捉人、乱戴汉奸帽子等，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几天后，驻扎太原和静乐的日军向岚县进攻，很快占领了岚县县城，师师部迁移到兴县。兴县在山西是版图最大的县，与陕西神木县隔黄河相望，战国属赵，秦属雁门郡，汉末为匈奴所据，三国、西晋属羌胡。晋西事变后，兴县成为晋绥边区首府，是师生活、战斗11年之久的根据地中心区。段苏权随师政治部转移到位于城西7公里的蔡家崖村，如今该地建有晋绥革命纪念馆。清明节过后，关向应在蔡家崖主持召开师政治工作会议，总结反“扫荡”和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贺龙师长、甘泗淇主任都在会上讲了话，段苏权应邀参加了会议。关政委在会上强调，“部队没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作依托，以及对根据地进行长期的政治、经济建设，则无法存在。根据地之巩固建设，亦依赖部队之支持，部队与根据地之有机联系已是不可爭议的事实，故部队对根据地所负有之建设责任，绝不能漠视而不关心”。关向应所没有特别点明的，是这样的经验与教训，也部分来自冀东和平西。4纵队38年、39年两次挺进冀东（路过平北），由于存在着抓一把就走的单纯军事观点（指片面紧盯人、钱、枪），忽略了根据地建设，因而没能在当地扎根立脚，当然这些情况是段苏权上任后才知道的。4月10日，全体与会代表合影留念。4月11日至2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山西黎城召开高干会议，总结了3年来在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讨论了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3大任务，段苏权听取了会议传达并参加了讨论，获益良多，正可谓“磨刀不误砍柴工”。
“五四”青年节，师举行了运动会，三乡五里的老乡都来观看，贺老总也参加了篮球比赛，场上场下都是热火朝天。次日，段苏权随着掩护送单衣的部队一起出发。临行前，关向应托段苏权给聂荣臻司令员带两本书，是用牛皮纸包好的，段觉得很珍贵，便一路揣在身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生怕有丝毫闪失。38年春关向应与四川妹子马丹相识，关送给她两本书，《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巴比塞著，徐懋庸译）和《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33年完成了前3部），关送聂的书，或许正是这类文学作品。6届6中全会后，成立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后改称北方分局，41年1月彭真调离后，又恢复晋察冀分局之称），彭真为书记，聂荣臻、关向应、程子华为委员，关与聂处得很融洽，俩人都算知识份子，也都喜欢文学，有闲功夫便海阔天空。关、聂的友谊，可以追溯到30年代初。31年4月，时任长江局书记的政治局委员关向应，由于叛徒顾顺章暴露了不少联络机关，不知情的关向应在公共租界被捕，身陷囹圄。英国巡捕一时搞不清他的真实身份，当时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赓和聂荣臻（30年5月调中央特科工作，9月调到中央军委，31年1月任参谋长），在周恩来领导下，负责营救关向应，至年底终于通过名律师陈志皋父子，将其保释出狱。随后聂、关同时离开上海，一个分配到湘鄂赣，一个分配到湘鄂西。关对聂很是敬重，时常教育师的干部，晋察冀根据地是最进步的模范抗日根据地，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要求大家自觉服从聂荣臻、彭真的领导，并热诚欢迎由晋察冀派到师工作的同志。关向应是满族人，个子不高，给段的印象，平时话语不多，言简意赅，性格有些内向，心中却燃烧着炽烈的激情。他的家乡辽宁金县（现大连金州区）遭沙俄和日寇践踏蹂躏，“我觉得他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悲壮感，他说：‘是啊，我离家后，很少思念家乡，但九一八后，情绪好像有点变化，有时不知怎样，灵光一闪，故乡的乡情便在眼前晃动’。后来我想，他的家乡东北是被日本占领了呵，他的亲属已经成了奴隶，生死未卜，后来又知道他的生辰恰恰在九一八那天，这种背景，不能不反映在情感上”（萧克《怀向应》）。关向应看到段走路不利索，知道他腿脚有伤，专门嘱咐供给部给段备下2匹马，还找了个当地人当马伕。解放后段看到纪念文章，才知道关向应和马丹结婚后，贺老总考虑马丹在兴县妇救会工作，每天要往返30里，打算给配1匹马，关听闻，便对马丹说：如果真要给你，你应坚决不要，我是最反对夫荣妻贵的封建思想，你不要这种特殊，要凭自己的能力取得应有的待遇。于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媳妇，只好每天靠两条腿拎着打狼棍从县城走回师部。段苏权知道后，很感动，解放后，物质条件改善了，段在生活上一向都是低标准，多次让出分配给他的新车大房子，夫人在离家30多里的地方工作，从来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加班到深夜或怀孕7、8个月，也不例外，关向应正是榜样之一。
“我们离开兴县蔡家崖前往平西挺进军报到，同行的还有丁克（鲜族人，平北10团政治处副主任彭烈的爱人）。离开师之前，段老叫我到兴县城买了3斤猪肉，1斤辣椒面，用猪肉炼油再炒辣椒面，没有饭盒，找了1块油布包着背在身上，吃饭时拿出来当下饭菜。段老带着2匹马，实际上驮的都是书。马伕叫鞠月华，离开蔡家崖第1天晚上他就不辞而别了，喂马的任务也是我承担了。这时，从晋察冀军区往晋西北送单衣的运输队，要返回晋察冀，有部队掩护，我们3人就随掩护部队出发了。在忻县南跨过北同蒲路（太原至大同间），为减轻马的负重，段老把他的2条棉被都交给运输队驮着，结果过同蒲路后运输队各自回家，棉被也就没了下落。当时已是5月中旬，我们还穿着棉衣，走到军区供给部才要到单衣。我们路过岢岚境，走过1个山庄，住下后没有水用。据说这里离最近的水沟有50多里，老乡的水是窖藏的，雨水、雪水都收存起来，带队负责人下令，不准洗脸洗脚，洗菜淘米的水要给牲口喝，真是水贵如油啊！盛传当地人一生只洗两次脸，出生后洗1次，死后再洗1次。过同蒲路封锁线后，住过1个叫康家会村的大庄，据说因该村出了大奸臣潘仁美，从此村名便改了姓（原名潘家会村）。在五台县境沿滹沱河进入河北平山县，一天走了2个省3个县。在平山县的小觉镇，正好是赶场的日子，街上人很多，我们在兵站住下，段老上街叫来一个挑担的理发师傅，在院子里给他理发，也叫我理，那时都剃光头，不允许留长发”（张炳直《从师政治部到挺进军》）。
段苏权
在春末夏初的5月6月，国内外都是狼烟滚滚，法西斯势力取得重大的胜利。5月1日，日军第11军发起了攻占枣阳、襄阳、宜昌等地的作战，史称“枣宜会战”（日本称宜昌会战）。两个月的会战，毙伤日军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5.6万人，抗日名将张自忠负伤6处，自知难以生还，劝随从突围，旋即拔佩剑自戕，张自忠是8年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同时也是反法西斯同盟国战场死亡职衔最高的将帅（时任上将衔陆军中将，死后追授陆军2级上将）。日军因占领宜昌而得以轰炸我四川大后方，同时国军还丢掉了鄂北、鄂西江汉平原富庶的产粮区，以致第5战区不得不以鄂北山区为根据地，但这样的失利与欧洲战场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简直不值一提。5月10日至6月24日，德军统帅部集结了个师，辆坦克，架飞机，门75毫米以上的火炮，对英法主导的西欧盟军发动闪电进攻。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该现代化防御体系以时任国防部长马其诺命名，历时9年完工，耗资0亿法郎，长达公里），以A、B、C三个集团军群从不同方向将对手分割包围，5月14日，荷兰军队投降，5月28日，比利时军队投降，尽管德国对这两个低地小国的中立曾作过无数次保证。6月17日，领导法国新政府的贝当元帅请求停战，并于6月22日接受了德国的条件，德、意军队占领法国大部，占领军粮饷由法国政府负担。德法之战，德国死伤和失踪共计15.65万人，法军死亡8.4万人，被俘.7万人，被俘人数是战殁者的18.4倍。大英帝国在战争中的作为，唯一值得称颂的“英国海军史上一次宏伟战绩”，是将陷于重围的英国派遣军33.82万人，跨过英吉利海峡，抢运出欧洲大陆，成就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撤逃。正如丘吉尔在议会发言时所说，不能把敦克尔刻“救援行动涂上一层胜利的色彩，战争不是靠撤退来打赢的，但这次救援行动却也包含了胜利”。在撤逃行动中，英国付出沉重代价，有艘舰船被击沉，被击沉击伤的民用船只不计其数。损失飞机架，遗弃各型火炮门、坦克辆、汽车6.2万辆、物资50万吨，损失部队6.8万余人。从36年7月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到40年6月法国战败出局，仅仅4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美国隔岸观火，英国和法国不断牺牲小国利益，默认第3帝国“生存空间”理论，不断刺激希特勒的新冒险。西方大国企图通过绥靖政策将祸水东引，借助法西斯势力消灭社会主义苏联，结果养虎贻患，真正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君临7大海洋的“日不落”帝国在新兴德国面前陷入累卵之危。
聂荣臻
到阜平县城南庄，找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段苏权立即晋见了聂荣臻司令员，转交了部分书籍，汇报了路上耽搁的原因。晋察冀军区是37年11月7日在五台县石嘴的普济寺宣告成立，11天后即移师河北阜平城，段苏权来到时，城南庄已是有模有样的根据地首府。聂司令热情招待段苏权和丁克吃晚饭，3个人在军区招待所住了3天，在城南庄洗了温泉浴，这是从兴县出发以来第1回洗澡。张炳直到军区供给部领了3套单灰军衣，终于把棉衣脱下換了装。临行前，段苏权请示聂司令，如何开展工作打开局面，聂司令交待两条，一个是发动群众、站稳脚跟，没有群众的支持，一切都不好办。另一个是扩大武装，这是创造根据地的关键。聂司令员特别叮咛，开展平北游击战争，创立此边区之根据地，必须认清是个长期的过程，因为敌人已经有痛苦的教训，不会让我们的武装及一切抗日力量在其后方轻易生长起来。当我们赶到某地开展工作时，不要过于乐观，以为马上就可以成为根据地。当敌增兵压迫此区时，或者情况不明，轻易将主力投入战斗，是极不妥当的，要采取绝对有把握而又有特性的斗争方式，唯有如此，才能坚持与锻炼出来。聂的嘱托，正是38年以来两度开辟平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到了平北以后，段苏权才逐渐体会到，扩大武装要因时因地，三面环敌，又处敌人肘腋之间，敌我力量悬殊，大部队不宜存活，且平北地瘠民贫，主力部队庞大，必然增加人民负担，大力发展半脱产或不脱产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寓兵于民，坚持两条腿走路，才是扩大武装的切实有效的办法，这是几年以后才摸索出来，也是汲取红军时代不顾民力物力，动员一切青壮年上前线的竭泽而渔的深刻教训。冀热察挺进军是总部编制，归军委直接领导，由晋察冀军区代管。42年春实行精兵简政，撤销了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领导机关，充实基层单位和战斗部队，平西、冀东、平北党政军组织，直接在晋察冀中央分局和军区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段苏权与聂荣臻遂有了较多接触。抗战胜利后，段苏权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冀热察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依然是顶头上司，可以说，在所有的老帅里，段苏权在聂帅手下时间最长，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最深。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地处平汉、平绥、同蒲、正太铁路和北平、天津、张家口、太原、石家庄之间，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37年9月16日，毛泽东复电朱德、任弼时：“日寇分两路进攻广灵、灵丘，晋军已放弃大同，绥远全境实际已失，……我3个师已无集中晋东北一处之可能，更无此必要”。次日更说，“过去决定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已根本上不适用了，如果仍按原计划全部进到晋东北恒山山脉，必将使自己处于敌人大迂回中，完全陷于被动地位”。9月23日再次复电称，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区域之一，现在就应加紧准备，不宜迟缓。9月24日，如催命符一般，毛泽东又指示，“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3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将来可向北恒山山脉发展。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领导机关，应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在半个月内应全部布置完毕，并表现初步成绩”。对担当此任的聂荣臻来说，压力之大可见一斑。11月8日日军侵占太原，次日毛泽东给八路军指示：“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寇不久即将移其主力向着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和晋西南各要点进攻”，为此改变原先的部署，以师主力部署在以吕梁山区为依托的晋西南，师全部部署在晋东南的太行山、太岳山，师留在晋西北，师一部交由聂荣臻创建晋察冀根据地。山西旧称山右，以地居太行山之西得名（古代绘图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地理构造上是西部高原与东部平原的结合部。作为华北屋脊的山西高原岭谷交错，东西两侧皆为东北一一西南走向的山地，占全省面积的72%，中间从北头大同至南头运城，有6个串珠状盆地。从东边说，由北向南依次为恒山、五台山、太行山，呈多字形排列。恒山得名甚早，《禹贡》、《周礼》、《尔雅》均有记载，汉至明代祀恒山皆在曲阳，宋、辽两国曾以山脊分界，主峰玄武峰海拔米，在浑源县东南。五台山是由古老结晶岩构成，5峰耸立，上有5座平台，因而得名。主峰北台，海拔米，是华北最高峰，因夏无炎暑，佛教称清凉山。太行山在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间，北起拒马河，南至晋豫边境黄河沿岸，西缓东陡，受河流切割，多横谷，山间有“太行八陉”（陉意为山脉中断的地方），是穿越太行山进入河北之间道，以娘子关（扼井陉关口）最著名。从西边说，由北向南依次为管涔山（东接恒山）、吕梁山、中条山。管涔山古称燕京山，在宁武县西南，主峰卧羊场海拔米，汾河、桑干河发源于此。吕梁山在黄河、汾河间，北接管涔山，西南至禹门口接龙门山，长多公里，是山西境内最大山脉，构成晋西高原骨干，主峰关帝山海拔米。中条山在黄河和凁水、沁河间，主峰雪花山海拔米，在永济县东南。除东西6山外，在太原南部，临汾盆地与长治盆地之间，还有个太岳山，古称霍山，主峰老爷顶海拔米，是汾河与沁河、浊漳河分水岭，与太行山不同，该山西陡东缓。八路军在山西四角实行战略展开，无疑是个避实就虚、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有利布局。《聂荣臻传》写道，总部南下和师主力移师晋西南，“晋察冀边区已完全孤悬敌后，聂荣臻和他的战友们几乎天天研究，……他们围着火盆，用小油灯照着地图，商谈着创建根据地的各种问题。聂荣臻认为，兵力太少，这是最大的问题，留下的部队加上各地方工作团也只不过0人，而物资奇缺是晋察冀边区面临的又一大困难”。1人急不如众人急，11月13日，聂荣臻发布成立4个军分区的命令，首先开辟了北岳区，随后又为开辟平西、冀中根据地作准备。早在37年10月11日，原东北军53军团团长吕正操，遵照北方局指示，率部在梅花镇英勇抗击日军后挥师北上，改称人民自卫军，部队发展很快。中共在冀中的组织基础好，这里村庄稠密，人口多，物产丰饶，文化也较发达，38年5月，根据聂荣臻反映的情况，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命令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第3纵队，成立冀中军区，总兵力达万余人。但不久后，冀东的发展使冀中的“神话”相形见拙。对于开辟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计划，并非完全出自中共领导人的策划。38年2月7日，毛泽东致电前方军委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请即行电告秘密准备执行雾灵山计划的各种条件，主要是干部配备”，同时请陈绍禹（王明）、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交涉派5千人去冀东所需要的半年经费和装备。为何找老蒋要钱要装备呢？这里有个茬口，不得不提。早在37年8月中旬，即卢沟桥事变后40天，黄绍竑（时任国民党军委会第1部部长）和白崇禧（时任国民党军委会副参谋总长）提出八路军出动方案，简称黄白案，即规定八路军1个师到蔚县一带集中，1个师开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这两个地点，一个在冀西，一个在冀东，一个在清西陵左近，一个离清东陵不远。为何要划出河北地界让八路军去驻扎呢？远在20世纪开门年的1年（庚子年），日本伙同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不仅分得“庚子赔款”白银万两，还取得在中国天津与北京等心脏地区的驻兵权。31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33年1月4日夺取山海关，2月23日发动“热河作战”，仅仅10天，18万平方公里的热河省全部沦陷，从此热河省便成为日本炮制的满洲国之一部。34年南京政府作了人事变动，宋子文这位亲美并直言不讳反对日本侵略的人物，被孔祥熙接替，汪精卫留任外交部长，而唐有壬一一受日本教育的官僚一一担任了外交部次长，另一名九州帝国大学毕业生，人称“日本通”的高宗武，成为亚洲司代司长（此人后为降日急先锋和汪伪政权奠基人）。“与施肇基和顾维钧这样一些几乎完全亲西方的更著名的外交家不同，这些官员与日本的外交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都有私交”（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不幸的是，对那些企图稳定中日大局的人来说，无论关东军或天津驻屯军，都难以放弃他们的野心和阴谋。在某些日本高层看来，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和解姿态是软弱的表现，是权宜之计，不是真诚的合作。34年12月7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联合制定《有关对华政策的文件》，规定日本在华北的基本宗旨是“形成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能达及的情势”，也即是分离华北的政策。35年5月底，日本中国驻屯军制造借口（即所谓河北事件）并炫耀武力，6月9日日方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苛刻条件，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天津市长张廷谔，清退国民党在河北省内的党部，撤出驻河北的所有驻军，取缔河北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何应钦根据行政院长汪精卫的电报指示，全盘接受日方要求，6月10日与日方代表达成口头协议（后在日本威逼下用书面文字确认）,史称“何梅协定”。当夜中央军第2师、第25师及北平军分会政训所人全部南撤。与此同时，关东军又挑起张北事件，向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再次屈服，于6月27日指派秦德纯与日军代表、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換文形式订立“秦土协定”，国民党当局答应从长城防线和张家口以北地区撤退中国军队，解散抗日组织，招聘日本人为军事和政治顾问，协助日军建立军事设施等。“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撤离，河北出现权力真空，日本积极扶持亲日政权，还把煽动“华北自治”正式当做帝国政策的组成部分，10月4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鼓动华北自主案》。11月25日，土肥原唆使汉奸殷汝耕（原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并有日本妻室，早年参加同盟会，曾投身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在通县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满洲国”与平津地区之间的22县，脱离中央政府。冀东政府及各县政府均由日籍“顾问”把持，定期向关东军特务机关及华北驻屯军报告。土肥原乘机再度向宋哲元施压，南京政府被迫让步，撤销北平军分会、冀察绥靖公署，成立拥有高度自治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此来迁就日本关于“华北自治”的要求。原日本在华北驻屯军有近人，其中一半驻扎在冀东北宁路沿线，七七事变后，至8月31日，冀察地区的日军总兵力猛增至37万人，并将天津驻屯军改编为华北方面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共两党会谈中出台“黄白案”，国民党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八路军在冀东站住脚，对日寇是个威胁，国民党亦无损失。如果八路军失败，被日军殄灭有生力量，正是国民党乐见其成的事。对中共来说，则是另外一番考量。冀东的雾灵山，北踞长城，南濒渤海，西控平津，东临山海关，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咽喉要道。冀东民物殷阜，有煤、盐和金矿，有沿海渔业，还有广大的植棉区和产粮区，这一带文化昌明，且乐亭是李大钊的故乡，有悠久斗争历史的党组织和久经锻炼的群众。在毛泽东电请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索要开赴冀东的经费时，中共中央正在举行政治局常委会。在2月8日会议上，毛泽东报告目前军事问题，特别指出：热河、河北两省交界的雾灵山一带，派杨成武（时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这是敌人的远后方，东面策应东北抗联，南面策应晋察冀，北面与蒙古接近，西面与绥远联系，在天下有变的时候，这个地区可以首先得到国际的援助。毛泽东所称的“天下有变”，是考虑到最坏的情况，即蒋政府投降日本，或在反共的旗号下日蒋勾结，联手对付共产党。再有一种情况，即日苏间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年至年的日俄战争之耻令斯大林耿耿于怀。至于说到国际援助，恐怕除了苏联和不成形的共产主义大家庭，谁也指不上。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发展雾灵山游击战争的电报给前方。次日，电文发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那是独立作战区域，应派精干部队去，派去的军政党领导人员须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干部主要由聂荣臻负责配备。毛泽东强调“独立”、“新环境“，不仅因为冀东远离八路军主力猬集的山西，也是新近开辟的晋察冀根据地的前出部分，战略意义重大，但困难也可以想见。雾灵山在兴隆县北部，地处京、津、唐、承4市之间。主峰高米，堪称京东第一高峰。原名伏凌山，曾叫过孟广硎山、五龙山，明代因大乘天真圆顿教3世祖天真古佛将此山誉为“求道灵山”，加之常年云雾缭绕，始称雾灵山。在清代，由于此山处清东陵正北，属后龙聚气之地，遂被圈进红桩内，封为皇家风水禁地，封禁时间长达年，便自然形成草木丛生、古树参天、野兽成群、遍地涌泉的原生态景观。聂荣臻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向邓华（时任1分区政委）交代任务时，把冀东的情况全面作了介绍。……就冀东的群众基础而言，并不比冀中和冀西差，这个地区早就有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在遵化、玉田一带农村，也有我党长期的工作基础。聂荣臻特意指明的遵化、玉田一带，正是“黄白案”中规定的区域。邓支队2月20号从涞源出发，经东团堡、老婆岭、杨家坪、上下清水，到达宛平西斋堂，并在此后的2个多月里，建立了宛平、房（山）涞（水）涿（县）、昌（平）延（庆）怀（柔）3个联合县政府，组织起0余人的自卫队，打下平西根据地的基础。4月8日，邓华所率部队经过扩编，成为晋察冀军区第6支队（其中红军连队可追溯到红1方面军1军团1师），下辖31大队，有近0人；32大队，有多人；33大队，有0多人;此外还有教导队。4月1日，八路军总部向在晋西北作战的师下达命令：“雁北支队（宋时轮支队）准备0人，步枪支，改称察热支队，转移至龙关、赤城地区，同邓华支队靠拢，创建冀热察边抗日根据地”。雁北支队是以旅团2营为基础组建，5月25日，宋时轮支队由雁北经蔚县桃花堡抵达斋堂杜家庄，与邓华支队会合，组成邓宋支队。宋支队骨干为陕北红28军成员，辖34大队和36大队，外加骑兵大队和独立营。两军合编后，为执行总部“配合冀东暴动”的指示，遂改称八路军第4纵队（上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正式在编部队），宋为司令，邓为政委，部队编为2个支队，第11支队（邓支队）辖第31、33大队，第12支队（宋支队）辖第34、36大队，另有1个独立营，1个骑兵大队，人员略超0之数，可证此次我军开赴冀东，确系经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批准的行动，至少是依黄白案名正言顺进行了报备。
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什么看好冀东，抱有信心和憧憬？这要追溯到“七七事变”之前。37年5月3日，京东特委书记李运昌随彭真为首的北方局代表团，参加延安召开的中共党代表会议和同时召开的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彭真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李运昌和他的交往始于29年顺直省委工作期间，那时彭真的名字叫傅茂公。李运昌代表冀东党，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引起很大反响，使党中央和与会代表第1次听到冀东的真实情况，该讲话刊登在《解放周刊》第7期上。随后彭真引荐李运昌拜见了毛泽东，李运昌参加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第6期，与王首道、吴芝圃等同学），所以毛一见面就叫出他的名字一一李芳歧。彭真还带李运昌单独向周恩来（刚乘飞机回到延安）和刘少奇作了较详细的汇报。李与周恩来是老相识了，在黄埔军校可算周的学生，28年12月中旬，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到天津解决中共顺直省委问题，多次听取了李运昌的汇报，周很快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撤換了省委书记，并指名调李运昌到省委工作。李与刘少奇也非初识，32年1月，铁路总工会命李到上海汇报工作，接待他的正是全总秘书长刘少奇。北方局代表团于7月上旬，结束了延安的会议，全体一同到云阳前方指挥所，受到彭德怀的热情接待。代表团到西安，原拟休息两日，不意卢沟桥事变突发。此行李运昌取得新头衔一一河北省委书记，还获得了两名游击专家一一老红军李润民和孔庆同。
李运昌
李运昌是个极传奇人物，出生在乐亭县木瓜口村，距李大钊故乡大黑坨村仅8里地。25年党组织派他去苏联学习，因误了船期，经李大钊动员，便报考了黄埔军校，成了4期学员。毕业后分到汕头担任农军部主任，直接受彭湃领导，当时东江农运发展很快，已有农军上万人，农会会员40多万，李运昌先后在潮阳、潮安、揭阳、澄海、普宁5县组织起了农军模范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运昌主持成立了潮（州）普（宁）惠（州）3县军事委员会，李担任主席兼前线总指挥，集中0多农军，在普宁塔脚市举行了武装暴动，打垮了何应钦弟弟何辑武（时任汕头警备司令）派来“灭火”的1个团（实则1个营多点），打死团长尤振国，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打响了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的第1枪，比南昌起义早了整整天。随后李率部与海陆丰的农军汇合，总共0多人，手里都有枪，撤销农民自卫军番号，改称“惠潮梅农工救党军”，可算作中国第1支工农革命武装。大革命失败后，李运昌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索性回乡闹革命，建立了中共乐亭县委和滦（县）乐（亭）中心县委，组织了2次不成功的暴动（迁西暴动和遵化暴动）。36年4月，彭真到冀东传达省委决定：李运昌担任京东特委书记，分管平原地区的昌黎、滦县、乐亭、丰润、玉田等县，并在唐山设立工委。同时成立了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陆），分管山区蓟县、迁西、青龙、遵化等地区。在此后1年时间里，冀东党的工作恢复发展神速，党中央决心开辟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是有充分依据和条件的。李运昌回到天津，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平津瞬间被日军占领。37年9月，刘少奇捎来一封亲笔信，要李运昌回冀东，发动游击战争，担任冀热边特委书记，因李对冀东熟悉，而且有群众基础，省委书记职务由马辉之接任。10月李返回冀东，经一番动员经营，在滦县多鱼屯召开京东10县抗日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华北人民自卫会冀东分会，李被推选为主任。为了加强暴动组织力量，北方局和河北省又先后派出胡锡奎、周文彬、李楚离、王仲华等同志前来助阵。38年5月，冀热边特委、京东特委、唐山工委合并，统称冀热边特委，胡锡奎任书记，李运昌负责军事，并兼任抗日联军总司令，准备在13个地方，同时举行起义，时间定在7月16日，即青纱帐起来时动手。河北省委派吴德、李楚离向聂荣臻汇报了准备情况，6月初，4纵队兵分两路，跨过永定河，穿越平绥铁路，开始向冀东挺进。邓支队走南路，沿途连克康庄、延庆、永宁、四海等城镇，颇有斩获；9日在平承线西的沙峪村，以伏击战全歼日军教导队百余人（参谋长李钟奇受重伤），随后留下第36大队和骑兵大队在平北发展；6月中旬攻克兴隆县六道河子据点，17日攻入县城；18日与承德增援的日军激战，此后部队转战雾灵山、古长城一带。宋支队和独立营走北路，6月3日出居庸关，4日攻克昌平县城；东渡潮白河，横扫密云、兴隆敌伪据点；中旬进至平谷以东，19日攻下平谷县城，成立了抗日政府。政治部主任伍晋南率36大队和骑兵大队，于6月中旬攻占延庆千家店，数日后东进花盆，与伪满军1个营遭遇，激战2小时，全歼敌伪军余人，缴轻重机枪8挺，长短枪百余支，随后在平北、承德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7月6日，轰动全国的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提前举事，烈火一直燃烧到8月底。北起兴隆、青龙的长城沿线，南到渤海之滨，西至潮白河，东达山海关，共有21个县参加，人数达20万人，其中抗联系统组织起7万多全副武装的部队（冀东民间枪支极多，已登记的就有23万支），属于国民党和杂牌军的有3万多人，可谓风起云涌、遍地开花。抗联解民倒悬之处，老百姓杀猪宰羊、箪食壶浆，对抗日暴动一律叫“闹红军”。参与暴动人员统一佩带着红蓝两色袖标，寓意国共合作的内涵，日寇6年经营的敌伪组织、地方武装顷刻土崩瓦解。为此中共冀热边特委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呈蒋委员长及全国将士，报告了冀东大暴动经过及“国共两党及无党派同志的亲密合作”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以十万分的高兴”，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及与八路军纵队的汇合”。抗联原计划成立6个总队，结果诞生了39个总队，暴动人员成份复杂，以农民和路矿工人为主，也有小商小贩、无业游民，还有土匪、伪军、国民党官员和蓝衣社成员，良莠不齐，指挥无法统一。暴动枪响时，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从7月6日开始，在平绥线上分兵5路，平汉线上分兵3路，正太线上分兵2路，同时向敌人发动进攻，……这就大大控制了敌人的兵力，使其无法增援冀东”（见《李运昌回忆录》）。大起义期间，4纵于7月中旬以主力一部北出热河兴隆、承德方向，另以34大队滞留蓟（县）、平（谷）、密（云）地区活动，并攻占了平谷县城；33大队在遵化县卢各寨建立了丰（润）玉（田）遵（化）联合县政府，并攻克蓟县县城，建立了抗日政权；31大队与冀东抗联配合，收复了迁安县城。8月27日，4纵和冀热边特委在遵化县铁厂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整顿部队，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成立冀察热宁军区，宋、邓为司令员、政委，李运昌、高志远（原滦县民团司令）、洪麟阁（原遵化县民团司令）为副司令，伍晋南为政治部主任，李钟奇任参谋长，下设5个军分区。9月初宋时轮到达铁厂，听取邓华详细介绍后，认为决议无法执行，将原案推翻，“不稳固建立根据地，平埧地区能坚持吗？青纱帐眼看要倒，敌人来个大扫荡，主力可能呆不住。新部队未经整训，敌人一来就可能垮掉”。宋有此想法并不奇怪，4纵连营以上干部，基本上都是参加过土地革命的老红军，缺乏在平原和浅山区创建根据地的经验。邓坚持原拟在冀热察宁边界创造根据地的初衷，宋则提议到都山建立根据地，说东北抗日义勇军曾在那里坚持过，并命令李运昌带领第2总队立即东渡滦河，配合他亲率的31大队，分两路向都山进发（详见《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因事先没有详细调查，那儿是大山区，人烟稀少，敌人在进攻义勇军时又修筑一些碉堡、公路，加之连绵阴雨，山洪爆发，困难重重，部队还未到都山，在抚宁、青龙边境连续遭敌阻击，遂退回滦河以西蓟县的靠山集、将军关一线。本来部队连续转战，损失不小，亦极度疲劳，这下更是情绪大受影响，纷纷要求返回平西。从冀东暴动云起到10月初，在起义军配合下，4纵分兵一部，活动于蓟平密、丰玉遵和迁安、卢龙地区，初步开创以蓟县、平谷、密云为基本区的抗日根据地。9月中旬，4纵在迁安西部莲花院（今属迁西）召开党委扩大会，研究如何整顿部队及下一步行止。会上发言大多消极，摆出种种不利因素，又传来日军要大举“围剿”冀东的消息，概括一句话一一走为上，先把新老部队拉回平西，明年开春后再卷土重来，但也有少数人持有异议。由于会议开得急促，没有省委和冀东抗联人员参加，所以无法贡献意见，也不能与闻会议决定。17日邓华汇总会议主流观点，致电聂荣臻，提出“冀东形势很难支持”，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称起义军“内部极其复杂混乱，内部的土匪主义、军阀主义，有些简直是为升官发财而来，奸淫掠夺无所不为，……炮一响就坍了，不听指挥，真比东北义勇军还要坏”，主张到白河以西创立根据地，地方武装则尽量争取拉到平西去整训。9月26日，在6届6中全会召开前夕，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收到聂荣臻加急电，称“接邓、宋数急电，均表示绝无信心在冀东立足”，“同时他们自己亦称全体干部均无信心能继续在冀东立足”，并转述了8项“困难情形”。当天收到毛、朱、彭等联名致电聂荣臻转宋、邓并冀热边特委，反向提出5个有利因素，认为“创造冀热察边区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有可能的”，“目前主要的力量在白河以东之密云、平谷、蓟县、兴隆、遵化，以部分的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邓华接电后，拿不定主意，于是邀李运昌、胡锡奎，在迁安的新庄子开会，李、胡自然信心满满，甚至表态，如4纵坚持西撤，他们也要就地坚持游击战争。最后决定，继续贯彻铁厂会议精神，建设以冀东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根据地。这时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也率机关人员从天津赶来，准备与4纵会合，参加领导创建冀东根据地工作。马辉之刚从延安汇报工作归来，对暴动起事及事态发展茫然不知，听了敌情通报及4纵领导干部意见，特别是，到达密云平谷蓟县地区的4纵主力，在宋时轮率领下，已提前将部队拉过潮白河以西，去了平北龙关、延庆附近，并致电邓华“敌人要分七路大举进攻，蓟平密也站不住脚”，要求邓华率队西撤，于是便附和了部队回返平西的意见。10月2日，毛和朱、彭总副司令又电：在冀热边区创造抗日根据地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宋邓纵队与冀热边区全体同志应为达成这个任务而坚决斗争。8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电示宋、邓，再次反对总退却，并颇有先见地指出：目前即将冀东游击队拉到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邓华遂在丰润县九间房再次召开会议，4纵、省委、特委和抗联主要负责人悉数到场，多数人认为，在敌人很严重的进攻和已失4纵主力，形势正“到万不得已之时”。会议决定4纵主力和抗联西撤，留下陈群、包森、单德贵3个小支队（各人左右，后陈群、包森战死，单德贵投敌）和一个军政委员会，书记是4纵政治部副主任苏梅，地方上只留周文彬1人（任地委书记）。从铁厂会议到九间房会议，来个度大转弯，李运昌尽管慷慨陈词，但和者盖寡，仅洪麟阁1人支持而已。10月上旬末，总共约5万人开始向平西撤退，国民党和杂牌军未听调遣，按兵不动。由于缺乏严密组织，5万大军拉成一字长蛇阵，都走蓟县北部一条山路，前梯队已过潮白河，后梯队才进入平谷，有时1天1夜只走10几里，而且沿途老百姓也承受不起，前头部队可以勉强维持，后边部队只好自行觅食，把沿途柿子、核桃都吃光了。正值深秋季节，刚放下锄头的农民，穿着单衣，又饿又冷，抛家舍业、远离故土，本就思想不通，沿途又不断遭敌截击，新组建的部队，士气低落，只要枪一响，大部分新兵就往回跑。11日，聂荣臻再次电示宋时轮并告邓华：“关于4纵的行动，曾由军委总部致电指示，希望你们详加考虑，坚决执行，……实现根据地之创立亦非易事，只能战胜一切困难，在艰苦过程中来创造。如果你们拟回平绥南部，则势必完全放弃冀热。请你们在现地立下决心，站稳自己的足跟，以便解决一切问题”。15日，武汉会战已接近尾声，华北的形势预料会更趋严峻，毛、朱再次指示应坚持冀热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培养基干部队，准备持久斗争。但此时这类命令已不起作用，长期做白区工作的人，难免有依赖主力的思想，15日，马辉之、姚依林（时任省委宣传部长）、邓华致电八路军总部和中央，报告了部队西撤的具体情况，坚称“如果在冀东继续坚持抗战，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负不起这样重大的责任，如果必须在此坚持，则必须：一要将11支队派到冀东，加派2个团的兵力来此；二要立即派军政干部14人，团级干部12人，营级干部36人，连级干部人；三要支援一批手榴弹”。此时西撤已到紧要关头，10月10日，冀东抗联部队在蓟县马神桥，遭日伪军截击，高志远部副司令陈宇寰被炮弹炸死，部队一下子跑散，李楚离赶紧收拢剩余部队，勉强突破封堵。接获15日电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王稼祥立即联名致电冀热边特委并告宋、邓，其阵容足以反映中央的深度关切，“你们应坚持冀热边的艰苦斗争，克服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单8将是肯定没地方现找，最高统帅部应允“营团两级干部可派数个，连级可派10个到你处工作”。17日刘少奇电示河北省委：“冀东游击队4、5万人一齐西退，是很不妥的计划，危险极大。……可组织1万人的适当部队西退，其余部队都坚持在冀东打游击，扩大抗日游击区”。此时一切都为时晚矣，大好形势顿成乌有。由于目标大，4纵连续战斗伤亡过半，10月15日，冀东抗联副司令洪麟阁亦在蓟县战斗中阵亡。新兵逃亡现象如同瘟疫迅速蔓延，23总队1夜逃亡千余人，39总队0人全部跑光，队伍根本无法掌握，甚至最多1天逃亡达人。此时日军已从武汉调来1个旅团，本已疲惫不堪的部队，又在滦县北部东西安河、后良庄偏山一带连日苦战，4纵从鼎盛时期的万余人锐减至4人，比出发时还少了人，带回平西起义队伍只有高志远冀东抗联的千余人，蓟县游击队百余人（这两部人员部分与白乙化绥远垦区起义部队合编，成为日后坚持平北抗战的10团基础），正应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老话。唯一庆幸的，是走后队的李运昌、胡锡奎率领的队伍及李楚离收拢的溃兵共人，分两路返回冀东，李楚离走南路经宝坻折回丰润地区，李运昌走北路返回丰滦迁遵原地，为下一步打开冀东局面保存了部分实力（起义武装返回丰滦迁遵地区后，仅余1人）。马辉之事后总结说：由于我们把当时的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对刚暴动起来的武装长途转移的种种困难估计不足，缺乏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信心，因此在九间房会议上作出大规模西撤的错误决定，这个教训是深刻的（马辉之《回忆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前后》）。10月26日，邓华以极坦诚的心情，向毛、朱、彭请罪说：“这次到冀东没有完成党与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请求党给我们应得的处分”。11月5日，邓华再次发报，充满自责道：“此次从冀东回到此地（指平西斋堂），沿途减员甚多，地方武装最大部分还未弄来，真可惜，并且是我们的罪恶，今后应即不断给我们指示”。河北省委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较为客观地讲述了事件原委，“邓先到，准备建立军区，再统一军事指挥，并建立行政系统。宋到时，认为在冀东情形，敌人情势与游击队情况，暂不能建立根据地，主张西移，将此案推翻”。“邓在政治上坚持在冀东、冀热察宁边区创造根据地，宋主张西移，意见不能统一”。11月25日，毛泽东、王稼祥、杨尚昆致前总及晋察冀军区电报，对4纵挺进冀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严肃指出应汲取的教训，“没有尽可能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的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以上电报见《毛泽东年谱》、《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为了使革命成果不致丧失殆尽，在冀热察地区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创造根据地，就在25日这同一天，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萧克主持军政委员会工作，“指挥机关由延安拨出一部干部，并由贺、萧、关负责成立之”。以挺进军作为部队番号，与八路军、新四军同为军级称谓，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仅有的高规格建制，以此可知该部队的目标、工作方式和优先任务并不单纯，亦表明中共对这一战略要地势在必得的决心。萧克回忆说：“中央指定我当司令员，冀热察我没去过，就找地图、看材料。当时河北有地图，热河没图，滕代远当参谋长，我找他，他告诉我热河就1份20万分之一地图。后来，我直接找到毛主席，我讲，别的要求没有，我就要份热河地图。当然得有干部啦，干部我找李富春要去。毛主席就问参谋部还有别的地图没有啊？我讲有50万分之一地图。毛主席说，军委有1份50万分之一地图就行了，你把20万分之一地图拿去”（见《萧克在赤峰接见当地驻军干部时的讲话》，87年8月21日）。
平西根据地开辟甚早，“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鉴于日军的汹汹气势和国都危在旦夕，蒋介石态度软化，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一天，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红军在抗战初期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和牵制消灭敌人，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11月初，八路军总部派出吴伟、赖富等12位老红军组成武装工作队，进入宛平斋堂川开辟工作，出征前朱老总在五台县南台村八路军总部驻地做动员报告；11月8日，北平市委又派刘杰（张毅之）、黎光汉等一批地下党员化装出北平城，赶到魏国元的家乡青白口村（该村处永定河与清水河交汇处），组建中共宛平中心县委；11月中旬，北方局派苏梅、陈群等人到斋堂、青白口一带，与宛平县委负责人魏国元取得联系；与此同时，平西抗日游击支队建立，吴伟任支队长，赖富任参谋长，魏国元兼后勤科长，这是中共领导的平西第1支抗日武装。这些先遣人员艰难开展的前期工作，为38年初邓华率主力部队挺进斋堂川奠下了基础。百花山下的斋堂川，四周沟谷纵横、山高林密，是开展游击战的理想场所。晋察冀军区在开辟和巩固冀中、平西根据地同时，积极向冀东发展，建立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这是早在38年2月就开始实施的计划，为何到了11月下旬，划出“独立作战区域”，成立单独的党政军机关，并把缨锋指向热河、察哈尔？38年10月24日，毛泽东与王稼祥、贺龙就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发出专电，这是在绥远、内蒙方向的新布局。1个月后（11月25日），以晋察冀根据地为依托，再组织1支劲旅一一冀热察挺进军，插入日伪的心脏，或称为“远后方”的前出阵地，这一系列的擘画，究其原因，在中朝苏边境爆发的日苏战争，可称这一“双响炮”的催化剂。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诞生了苏维埃政权，西方列强怂恿日本在远东扩张势力以牵制苏俄。年巴黎和会把青岛划给日本，引发中国人民的愤慨，酿成规模浩大的“五四运动”。在已占领中国东北的情形下，日本面临与苏联的直接对峙，从31年起，准确计算日苏纠纷的次数，几乎不可能。苏联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特别注意东西伯利亚建设，加速完成西伯利亚复线工程，西伯利亚铁路从赤塔绕伪满洲国边境延伸到海参崴，日本占据和控制的“满洲国”，直接接触苏联最活跃的动脉干线，仅在“满洲”一地，边境纠纷就超过起，在朝鲜边境、堪察加、库页岛，在海参崴海上，以及绥蒙地区被日本控制的边疆，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大多不过是双方巡逻部队互相射击。35年3月，由于德国宣布重整军备，欧洲形势陡然紧张，在年末召开的苏共代表大会上，总长图哈切夫斯基呼吁，必须确立对日德两国东西两面同时独立作战的方针，而斯大林则小心翼翼地避免这一情势的真实发生。36年11月，日德签订口惠而实不至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进行战略捆绑，德国想获取进攻苏联的强援，不惜牺牲在中国的大宗贸易与军事合作辛苦获得的好感（此时中国已成为德国在欧洲之外的第3大出口地区，德国产品在中国市场占有率仅微低于美国），以及他在太平洋政治和经济的希望。苏联因之改变以往对日军滋扰委屈忍让、明哲保身的态度，变得日益强硬起来。38年7月9日，苏军进入张鼓峰并在主峰构筑工事。张鼓峰海拔米，位于延边敬信镇防川村北1.5公里的中苏国界线上，紧邻图们江的出海口，因山下的水泡子状若鲜族长鼓而得名（张鼓峰系长鼓峰的讹名），当地人曾因峰顶有块岩石形状如刀，而以刀山呼之。山的北面和东面是波谢特草原，东边不远处有个很大的湖，中国人称长池，俄国人称哈桑湖，俄语管张鼓峰叫“扎奥焦尔纳亚”，意为“湖对岸高地”。日本政府随即照会苏联政府，声称日本参谋部的地图上，中苏国境线绕过哈桑湖东岸，又说每年清明和中秋，朝鲜族人都上张鼓峰扫墓和登高望远，证明该山是满洲国领土。按照年《珲春界约》，边境线通过张鼓峰东侧山麓，年由珲春边务处员同驻洋馆坪中国军队共同绘制的地图，边境线也是通过张鼓峰东侧的长池以东地区，走向是由南到北。年由俄国参谋部调查并绘制1：8的地图，也与年地图标注的边境线相同。苏联人在谈判中拿出《珲春界约》俄译本，主张中苏国界线是穿越张鼓峰的主峰，以山脊划线。年沙俄利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形势，逼迫清廷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霸占了在《中俄瑷珲条约》中还是所谓两国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日本海的44万平方公里领土。日苏之间的对峙，再次燃起中国对苏联参战的希望，7月27日，蒋介石致电杨杰，指示他劝说苏联高层不要在张鼓峰事件上向日方示弱。7月30日暗夜，日军驻朝鲜的第19师团38旅团在得到关东军加强后，猛攻张鼓峰，31日5时许，占领山峰阵地，6时25分又攻占其西北面的沙草峰。苏军撤离了哈桑湖东北方向的高地和扎烈耶奇地区，日军乘机将战线向前推进了4公里。此时中日最大规模的武汉会战激战正酣，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日本挑起日苏争端都是愚蠢的，何况苏联远不是东方的泥足巨人。日本天皇对两面作战深感不安，对陆相板垣征四郎明确表示：当前的问题，没有朕的允许绝对不许用兵。日军参谋本部也下令“严防惹起纠纷”，不要在“满苏边境刺激苏军”。但日本军人以小博大、以下犯上的传统自古代武士专横时代即已有之，日本有种文化是“憎其罪而不憎其人”，过于怜悯动机的单纯，而颠倒本末、混淆是非，加之日俄战争后，日本视俄国一一后来的苏联，是其称霸亚洲的主要障碍，也是最主要敌国，日本国民深信日苏战争不可避免，所以一有机会日军就会制造事端，实行对苏“威力侦察”（以上引文见井本熊男《用作战日志编写的中国事变》）。战争爆发后的8月10日，伦敦《泰晤士报》评论道：张鼓峰事件是由于现地日军的功名思想，以及受国内政治斗争刺激的远东红军的虚张声势造成的。37年初至38年底，是苏联大肃反运动最黑暗的年代，比较可信的数字是：因各种原因被逮捕的超过万人，万人被判刑，64万人被处死。5个元帅中的3个，高级军官的80%成为冤魂野鬼。8月2日，苏军发动反攻，日军以顽强的意志及“对苏致命一击”的渴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攻防，苏军不得不临阵易将，号称“远东军魂”的布柳赫尔元帅亲自操刀，远东方面军参谋长施特恩被任命为总指挥。8月6日16时，苏军出动架TB3重型轰炸机，在70架歼击机掩护下，对日军阵地实施了2次密集突击，并进行了45分钟的炮火准备。第32师在坦克营协助下，夺取了沙草峰，随后第40师（含1个坦克营和1个侦察营）从东南方攻下张鼓峰山顶。当晚日军乘苏军立足未稳，迅速发起反击，又将苏军赶下山峰。次日苏军在炮火掩护下，试图夺回阵地，但没有成功，只攻占了山间零星的日军据点。8日下午2时，正是气温最高的时候，苏军上百架飞机径直飞来，多门大炮发出怒吼，倾泻了近3个小时的炮弹和炸弹，山头上冒出一团团火焰和遮天蔽日的浓烟，形似腰刀的巨石被炸得粉碎。炮火刚停，苏军的多辆坦克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冲向张鼓峰，至9日，苏军夺回了全部阵地。此前稍早，苏军轰炸朝鲜庆兴、古邑等地的日军增援部队，封锁了中朝圈河大桥，远东舰队封锁了图们江出海口。说起布柳赫尔元帅，恐知之者寡，但若提起加伦将军，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如雷贯耳。他曾两度来华充任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帮忙筹建黄埔军校，参与了东征、北伐，是当之无愧的“国民革命军之父”。29年中东路事件，他担任苏联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把张学良的东北军打得丢盔弃甲，当时莫斯科劳动大学师生特地组织了“布柳赫尔营”，营长是叶剑英，不久该营来到伯力，同刘伯承一起在红河训练部队。8月10日，日本参谋本部第3课课长寺田雅雄大佐在视察前线战况后，强烈主张“立即撤退”。11日上午，日苏签订停战协定，12时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13日，在东南坡交换战俘和尸首。此时正值珲春地区的盛夏，漫山遍野怒放着野花，清澈的图们江如缎带般飘落在原野，从日本海吹来轻纱一样的薄雾，正在前线的诗人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触动创作灵感，写出诗歌《喀秋莎》，作曲家马特维?勃兰切尔给它谱了曲，当时并未流行，此后在卫国战争中不胫而走，伴随隆隆炮声和反攻的铁流奔向远方。
日苏间首次成建制的军事交锋，苏联保持了在张鼓峰地区的存在，日本也通过威力侦察，证实苏联并无乘火打劫、“扩大此次战斗的积极意图”，即利用中日战事从背后插上一刀的打算。苏联当其在世界事务中甚感孤立时，他需要避免过早在满洲与日本摊牌。日军在未动用飞机、坦克的情况下（执行上峰所谓“不扩大”方针），出动兵力人，伤亡1余人，破坏苏军战车96辆，打坏苏军大炮16门，击落飞机3架，战场表现令人印象深刻。苏军集结了00余人，以39军为主，内含1个机械化旅、1个炮兵团，外加1个边防支队，先后出动辆坦克，门火炮，另有架飞机支援地面部队行动（见《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地理》）。据苏联93年解密的档案，哈桑湖之役，苏军战死人，伤人，病人，总计死伤人，加上病号4千挂零。39年4月25日，关东军总司令植田谦吉大将签发《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指出下次再遇到类似边境纠纷，就学习19师团迅速回击，并借机坚决守住，造就既成事实迫苏联承认关东军的领土主张。苏联停战后检讨了事件中暴露出的问题，解散了苏联远东方面军，改为2个特别集团军，并采取一系列步骤，改善远东军区的战斗状况。耐人寻味的是，违抗军令、圣旨的第19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不仅未被追责，反而提拔为军司令官（39年充任侵华日军第12军司令官，属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而他的对手布柳赫尔元帅一一苏军恢复军衔后的五帅之一，却于停战后1周，被希特仑取代，10月下旬被捕，11月9日被秘密处决，罪名为“打入苏联内部的日本间谍”。布柳赫尔来华时，隐瞒了真实身份，“加伦”是用了妻子加林娜的谐音。黄埔建校后，叶剑英任副教育长，也可说是加伦的老部下，叶帅57年访苏时，深情写下诗篇：“不见加伦三十年，东征北伐费支援。我来伯力多怀旧，欲到红河认爪痕”。其实加伦的功绩还不在东征北伐，他参与了南昌起义的酝酿筹备，并利用与广东将领张发奎的旧关系，努力争取此人与共产党合作。苏军占领张鼓峰全部阵地后，立即划为“苏满界山”，将其在洋馆坪一带的控制区推进到图们江边。日军为便于防守，干脆将水流峰以南的图们江东岸划为军事禁区，驱逐中国百姓，在图们江中立桩，封锁航道，至此中国船只进出日本海的最后一条通道被切断。直到年5月，中俄签署《中俄国界东段协定》，俄让出约2平方公里的窄条领土，使洋馆坪和会忠源摆脱借道，也使防川村与内陆连接而不再是飞地。当年珲春曾是吉林省达海通商的第二大城市，沿红旗河帆樯林立、码头毗连的风光不再。大唐盛世，日本遣唐使34次浩奔长安，其中11次是乘船溯图们江而上，经珲春而西顾唐都，如今作为前朝遗梦，在回忆上，很难相信那辉煌的既往是真实的故事。张鼓峰之战，曾给正进行武汉保卫战的中国军民以巨大鼓舞，9月30日，蒋介石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强烈要求苏联立即采取行动遏制日本，而此时此刻，有架援华飞机和多苏联空勤和地勤人员，正在为保卫大武汉进行着英勇卓绝的战斗，沉重打击了日军“空中武士”、“霸王机队”的嚣张气焰。据台湾国民党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最新披露，截止到41年4月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共派遣1架飞机和位有经验的飞行员来华参战，其中位在空战中牺牲，帮助中国培训近万名空军技术人员。事实上，鉴于29年的中东路事件、外蒙问题，及32年9月23日苏联贸然宣布承认日本扶植的傀儡“满洲国”，中苏关系降至冰点，苏联航空志愿队用行动狠刷了存在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弥漫于中国社会中妖魔化的苏联形象。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在中日两国4年零5个月“战而不宣”的日子里，蒋介石一直冀望争取的盟邦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只有苏日开战才能即刻威胁到中国境内的日军，实际缓解中国战场的危机。而蒋最担心的，是两个强邻一一苏联和日本，联手欺压中国的局面。张鼓峰战事出人意外地迅速平息，“纷传日苏互不侵犯协定将订立的消息，中国人民中间就发生了一种忧虑，有些人认为苏联或者将不援助中国了”，在此情势下，毛泽东应中苏文化协会邀请，撰写《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肯定地说，张鼓峰停战协定是“在日本屈膝之下，日本军阀承认了苏蒙边疆的不可侵犯，这种停战协定，将使苏联增加对于中国援助的可能，而不是减少其援助”。苏联奉行的对外行动准则是：苏联自身的绝对安全和世界革命。苏联援华自有其战略考量和底线，绝不会出于利他的目的把自己卷入战争。张鼓峰战役后不久，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成立冀热察挺进军，正是估计了日苏间爆发更大军事冲突的可能，中国的外交政策应“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当时援助中国抗战的，只有苏联1家，文章是对蒋政权喊话，对中共和八路军也同样适用。“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35年8月6日）。38年8月3日夜，在知悉张鼓峰战事接火后，朱德、彭德怀给聂荣臻、彭真发电：“据调查，热（河）境粮多，地形甚好，且将来日苏战争爆发后，我军最易取补充与远方配合作战，有重要意义。……拟到赤城、延庆、沽源、丰宁即热察冀边发展工作，创造根据地”。3天后更说，“关东军向苏联边境挑衅，形势紧张，……日苏大战是否爆发，还决于关东军少壮派”。蒋介石比中共更急切盼望着日苏开打，43年夏季即将来临时，蒋对周围人说：日苏再不战，中国不了也（见《徐永昌日记》）！经过漫长的7年，日苏战争才得以爆发。45年8月15日，平北部队率先与苏蒙联军会师，次日接收了张北县城，又在苏军策应下，解放了华北重镇张家口。晋察冀军区部队短期内收复了热河省、察哈尔省全境，这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是唯二的例子。可以说，经过7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冀热察挺进军实现了当年创建时的构想和初衷，为大举进军东北火速打开了通道，并成为战后中共最大的政治资本之一。45年10月重庆谈判时，周恩来提出，“冀、鲁、热、察4省，大部分甚至整个省区均在我方治理之下”，坚持该4省由中共主政，并反对国民党设立省府。国民党谈判代表邵力子提出，何思源等早在鲁境主政，这个事实中共亦应承认。意思是，中共无权否定国民党的山东省府，至于中共对冀热察的有效治理和抗战殊勋，国民党方面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周恩来答曰：冀热察3省之省府（指国民党），抗战时期均不在省境，而何思源虽在鲁境，然其所能领导之地区极为有限，故我等遂有此主张（以上内容见重庆党史办编《重庆谈判纪实》）。
辞别了聂司令员，段苏权一行3人经涞源过境紫荆关，从西南面爬紫荆关很是险要，步步登高，山顶长城甚是伟岸，紫荆关西连雁门关，东连云蒙山，位于易县城西15公里的紫荆岭上，海拔0米。作为太行八陉之一，战国时称蒲阴陉，该处长城是赵国为抵御匈奴而建，边将李牧曾在蒲阴陉至雁门关一带成功伏击过匈奴。秦汉时改称上谷关，用于阻挡匈奴从平原袭取山西。隋唐时更名白壁关，主要是抵御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从东北方向发起的进攻。下关后不远就是拒马河，水质清沏见底，可以看到许多鱼儿游来游去，还见到有老乡带着鱼鹰在河里捕鱼。因日军乘春耕之际调集以上兵力和0伪军，配备大炮50余门，在飞机掩护下，10路围攻平西根据地腹心地带，沿途各村落都可见到被烧毁的房子和断垣残壁，及正在田间耕作的农民。进入房山不久，终于到达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一一野三坡的盘坡村。野三坡处房山、宛平、涿州交界地，是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的交汇处，高达千仞的山峦，路崎地仄、关雄隘险的地理，使山沟内的人家与外界隔绝，形成一个独立的世界。周围几十个村子，长时间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到民国十八年才知道清朝已经灭亡，当地人常说，就是燕王扫北的时候，也没到过我们这旮旯。他们推举3位老人管理当地事务（去世1位替补1位），男人不剃头，女人不裹脚，虽在天子脚下，清朝的统治从未达及这一“秘境”。共产党、八路军在此开展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并建立了地方政权，逐渐发展为可靠的抗日根据地。
肖克
段苏权见到萧克司令员，自然亲切万分，同时还见到程世才参谋长，段和程都是抗大2期4队的学员，37年3月，中央决定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一时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几乎人人自危，2期4队系高干队，由二、四方面军混编，除程世才外，四方面军的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王宏坤等都是学友，段是插班生，入学时许世友刚刚撤销刑事处罚并恢复了党籍。程世才是湖北大悟人，33年7月成立以李先念为政委的红4方面军第30军，程为90师政委（后为30军代军长），另2位师政委是郑维山和杜义德，3个人开国后都授了中将衔，而军长余天云，师长熊厚发、徐世奎、邹洪盛一干军事首脑，竟无1人存活，都先后牺牲在战场上。
《时史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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