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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解读《可能性的艺术》作者刘瑜,刘瑜老师的付费音频课程《比较政治学30讲》也推荐给所有的同学们。
今天我们去到一些具体国家的民主转型现场,看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能给我带来什么启示。
不自由的民主
第一个是转型浪潮中的第一艘泰坦尼克号——法国大革命。
之前解读《乌合之众》那本心理学经典著作的时候,我们聊了法国大革命。随着革命的进展,幼弱民主的残暴一览无余。群体绝不代表正义,相反他展现出来的往往是极端,是盲目,是人性与智力泯灭。关于大革命的过程与细节在这里我就不再复述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听之前的节目。
今天我们只从政治转型的角度来看看。
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并驾齐驱,构成了民主化浪潮的起点。法国革命明显要走得更远,更彻底。美国革命本质上只是一场政治革命,而法国则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方位革命。它将过去旧的一切统统打碎,然后去为理想中那个红彤彤的崭新世界接生。因此也只有它才能配得上绝无仅有的“大革命”的称号,而它给后人留下的恐怖印象,也是绝无仅有的。
美国在革命之后,尽管因为蓄奴问题引发了内战,但总体而言民主走向了稳固,美国宪法穿越多年,庇佑美国崛起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
而法国大革命呢?国家经历了君主制、君主立宪、共和国、帝国再到复辟,没完没了地折腾了多年,光宪法都有十部。不但民主覆灭,还引发了遮天蔽日的政治海啸,断头台成了革命的标志图腾,保守估计有7万人被送了上去。大革命所引发的战争导致欧洲大约有万人死亡,其中有一半都是法国人。
看看这些数字,今天新兴民主国家转型失败的代价和当年法国大革命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大革命为什么会变成沉没的泰坦尼克?几百年来,学者们对它的研究汗牛充栋,作者刘瑜认为有一个相当有概括力的概念叫做“不自由的民主”。
什么意思?我们常常假定,民主必然会带来自由,包括言论、宗教和市场自由等等。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民主中所包含的平等与集体的理念,轻易就能为打压自由提供合法性。
在法国大革命中,民主的高歌雄进与自由的日渐凋零如影随形。
所有对革命不利的言论都被禁止,乱说话就可以被视为封建专制的残余分子遭到逮捕,言论出版自由不复存在。雅各宾派完成集权之后,罗伯斯庇尔下令关闭全国各地的集会场所,结社集会自由也随之消失。
遍布全国的“监察委员会”也就是特务机构,负责收集所有人的言行情报,革命法庭可以逮捕处死任何的“自由之敌”。谁是“自由之敌”?他说谁是谁就是,可能是阴谋反叛,也可能就是意见不一致,发表不当作品,甚至拥有一幅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都可能被问罪,毫无正义可言。
而当丹东、德穆兰这些相对宽容的雅各宾党人,对革命大开杀戒表示不满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被送上了断头台。
生命都可以被肆意剥夺,产权和经济自由的凋零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看到,激进的民主革命风暴,卷走了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宗教自由和法治精神,这便是不自由的民主。
那请问,为什么民众会把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这样的专制力量选上台呢?法国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自由是首要原则,为什么人们会支持一个压制自由的政治势力呢?
人们放弃自由的时候当然不会是因为喜爱专制这种恶,而是因为人们在热爱自由的同时,相信有更高的善值得去追求,这个更高的善可能是正义、是平等、是救亡、是认同、是荣耀,为了抵达这些目标,自由就可以被暂时的搁置。
在法国大革命中,这种更高的善被概括为所谓的“公共意志”。它是唯一的真理,是需要打碎一切之后降临的崭新世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必须要万众一心,同仇敌忾。
自由注定是充满差异与冲突的,是喧嚣与多元的,对于法国的革命家而言,自由阻碍了整齐划一,它让力量变得分散,妨碍了宏大目标的实现,所以将自由扔到一边,把所有人的思想统一到所谓的“公共意志”当中。
不自由的民主不仅仅是法国往事,在民主化浪潮中它是一种通病。一个政党在魅力领袖的领导下,通过民意赢得权力,然后通过打压自由获得选票,然后更加严厉的打压政治自由,由此恶性循环。民主不但没有约束权力,反而为权力的滥用提供了合法性。
自由与民主常常被相提并论,但它们俩完全不同。民主是怎么产生执政者,而自由是如何限制执政者。
学习民主比学习自由要容易,因为民主是一种制度,容易改变,而自由是一种习俗,难以更迭。当制度迅速变革与既有的文化习俗脱节的时候,我们只能停下来,等待文化缓慢的变迁。人类政治文明的变迁是没有捷径的,它必须穿过千千万万人的心灵。
被社会裂痕撕碎的民主
说完了法国大革命我们再来看看阿拉伯之春。
年,一场席卷整个阿拉伯地区的革命突然爆发,在这场风暴中,那里的权威政府像多米多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塌,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然后是也门和叙利亚等等。这场运动的发生曾经让人欢欣鼓舞,迟迟未到的民主春风终于是吹到阿拉伯地区了。
到现在10年过去了,他们政治现状怎么样呢?
埃及,短暂的民主实验之后很快发生政变,新的军人政体甚至比此前的穆巴拉克时代更加的高压。
利比亚,卡扎菲被掀翻之后,出现了多个政府,陷入内战。
也门,逊尼派和什叶派不断地相互厮杀,同时成为伊朗和沙特两个地区性大国的代理战场。
叙利亚,根本就没来得及民主转型,就陷入了一片混乱。
当年的阿拉伯之春已经沦为了不折不扣的阿拉伯之冬。民主转型在阿拉伯地区的全面溃败令人错愕。邪恶的权威政府不是都被正义的人民给推翻了,怎么民主就是构建不起来呢?
这是很多人都常犯的一个错误,直接把权威倒台等同于民主转型,当看到一个专制政府被推翻,我们就假定之后就是民主崛起。
可历史告诉我们,没有的事儿。一个权威倒台之后崛起的往往是另一个权威,或者是群雄逐鹿的混乱,民主政体从来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大清灭亡后,建立的不是民主政体,而是军阀混战;伊朗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之后,出现的也不是自由式民主,而是神权政治。年,苏联撤出阿富汗,迎来的不是自由式民主,而是塔利班政权。
阿拉伯之春最后带来了一片混乱,这一点都不奇怪,它只不过又一次重复了历史而已。
权威被推翻之后,民主建立经常都会遇到一个典型困境“裂痕动员”,我们看看发生在埃及的故事,就能理解这个困境了。
话说埃及在推翻了穆巴拉克的统治之后,穆罕默德·穆尔西在年当选了埃及总统。穆尔西可以说是阿拉伯之春的象征,因为他是运动爆发后,整个阿拉伯地区的第一位民选总统。
可是就在短短的一年之后,穆尔西就被军事政变推翻。执政党穆斯林兄弟会几乎所有活动家都被捕入狱,有的甚至直接被判死刑,埃及的权柄被军方收入囊中。
表面上看就是一场军事政变终结了埃及的民主,但其实在军方出手之前,街头民众对于穆尔西的抗议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抗议人数的规模甚至比两年前赶走穆巴拉克的时候还要声势浩大,而军方是在民众的邀请并夹道欢迎之下,最后才出面推翻穆尔西的。年埃及民主政府的倒台是民众和军方合谋的结果。
这不是很奇怪吗?埃及的民众不是一年之前刚刚用自己的选票把穆尔西给选上台的吗?为什么刚上去又要推翻他?很简单,因为把他选上去和要推翻他的人虽然都是民众,但却是不同的两拨人。当年穆尔西在竞选中获得的选票是51%,而对手的则是49%。这两个极其接近的数字说明了埃及社会的巨大裂痕。
到这我们该解释“裂痕运动”是啥意思了:民主必然意味着要搞政治动员,发动民众才能获得选票。但是,当政治动员发生在一个社会裂痕本来就清晰的社会,这就意味着社会裂痕会因此被撕裂。
我们常用到一个概念叫做人民,似乎我们觉得所有民众是构成一个整体的,他们会自动站在一起,推翻独裁者之后手拉手的建立民主。可民众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多元的,甚至就是两极分化的。
在政治动员的影响下,当社会撕裂水火不容的时候,民主就会走向崩溃。这就是当年埃及发生的事情。
不同的国家,社会裂痕的两边都不一样,可以是民族之争,是地区之争或者是左右之争,在埃及则是宗教的政治角色之争。
埃及有90%的人都是穆斯林,关于宗教应该在政治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埃及人分成了两派,政治伊斯兰派就强调政治要与宗教结合,而政治世俗派就强调政教分离。
过去几十年,政治伊斯兰派一直处于下风,因为把持政权的强硬军方是世俗派的。像是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穆斯林组织一直都只能活动在教育社区服务这样的非政治领域,它几次想登上政坛,都被军方给打回去了。
在年革命之后,过去那些坚固的东西被击碎,这股长期被压制的政治力量就给释放出来了,革命之后埃及组织选举,除了穆兄会这个现成的全国性组织之外,其他政治力量根本就动员不起来,于是它一夜之间就完成了政治化,成立政党,推出穆尔西作为候选人,最后拿下总统。
对于穆兄会来说,被压制了几十年之后终于扬眉吐气了。可是对于另一边的政治世俗派来说呢?我们武装斗争推翻了穆巴拉克,革命成果竟然被你们给窃取了,这怎么能接受呢?于是无论是在街头还是议会,两派的对抗愈演愈烈。
在穆尔西看来,我是通过选举上台的,当然有权决定国家前进的方向,于是他在政府部门安插了很多穆兄会成员,推动制定新的宪法。而在政治世俗派看来,他们担心埃会像伊朗、沙特一样政教合一,对于穆尔西的一举一动都是从这个角度去诠释的,所以哪怕穆尔西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做出了妥协,他们也不依不饶,最后推动军方要求穆尔西下台。
穆尔西在台上做了什么已经完全不重要了,当选就是他的原罪,只有下台才能谢罪。
埃及的民主崩溃,就是社会撕裂造成的。我们常说当鸡蛋和高墙对峙的时候,要站在弱势的鸡蛋一方。可在很多民主国家,对峙的双方并非是高墙与鸡蛋,而是鸡蛋与鸡蛋,一半鸡蛋要民族主义,另一半要普世主义。
如果是善恶之争,傻子都知道要怎么选择,可在多元化社会中往往都是善善之争,我们该怎么选?这才是最大的困境。
放眼世界全是这样的问题,逊尼派与什叶派、黄衫军和红衫军,亲俄派和亲欧派,留欧派和退欧派,民主党和共和党等等等等。
根本就不存在铁板一块的人民,有的只是形形色色的群体。我们想想看,你有房子你希望房价上涨,我没房子我希望房价下跌;农民希望粮食涨价,城里人希望粮食降价;有人相信上帝,有人信仰安拉;有人热爱中医,有人觉得它就是安慰剂;这些对立的双方有谁不是人民呢?谁说的又是对的,我们又该支持谁呢?
那既然民主政治动员会深化社会裂痕,那我们把一切都交给政府,让老大哥从上到下把整个社会都拧成一根绳子不就可以了吗?在很多情况下确实不行。比如说当年的纳粹德国就上下一心,但我们会把他当做理想的政治模式吗?当然不会。
我们珍视社会团结,但我们也同样珍视自由。一个社会必然是多元的,矛盾的,吵闹的,如果你觉得万众一心是好事,那只是因为你不是那第一万零一个声音。
说到这里问题似乎无解了啊,一方面自由的社会一定是多元的,有裂痕的,另一方面民主动员又会激化社会裂痕,这是不是意味着民主制度天然就存在矛盾吗?是的。
魏玛共和国因为极左极右的社会裂痕而灭亡,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因为左右之争而覆灭,土耳其的数次民主崩溃都是因为政治伊斯兰和政治世俗之间的争斗,刚刚说的埃及也是同样悲剧的再次上演。民主制度常常就这样亡于内爆,被社会内部的撕裂倾覆。
那要如何跨越社会裂痕,平稳实现民主转型呢?我们通过另一个国家来说明——南非。
曼德拉与德克勒克
今天的南非当然还不够理想,贫富悬殊,失业率高,社会治安堪忧,但是我们看到它从年政治转型以来,建立并维持了民主政体,没有崩溃更没有发生内战。
很多人都把南非的民主转型视作是一个奇迹,因为它的基础实在太差了。南非这片土地上的原住黑人居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大航海之后荷兰入侵殖民,十九世纪之后英国人又冲了进来,南非的钻石和黄金吸引大批欧洲人蜂拥而至。
自从白人踏上这片土地,就给当地的黑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长期以来他们都是任白人驱使,为白人工作的奴隶,这里的所有权力与利益竟然都与这片土地最初的主人毫无关系。
年,白人国民党政权上台之后,便开始了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政策。比如说黑人与白人不能居住在一起,通婚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好的工作都是留给白人的,黑人不能染指;黑人在城市中逗留的时间被严格限制,不能出现在海滨,公园等等。总之就是白人高贵,黑人低劣。
白人依靠压榨黑人和掠夺资源获得财富,黑人作为被压榨和掠夺的对象自然生活悲惨。南非的贫富差距全球之最,基尼系数把第二名远远地甩出去了几条街。
这种羞辱性的种族隔离制度让整个南非社会充满了弥散性的暴力,白人政权也越来越诉诸于暴力镇压来维持稳定。南非转型的背景就是国家内部的仇恨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它的社会裂痕简直就是一道深渊。
前面我们说,裂痕动员颠覆了埃及的新兴民主,那南非面临的问题岂不是更严峻?旁边的津巴布韦没有做到,卢旺达没有做到,埃及也没有做到,而南非却做到了平稳转型,为什么?因为南非的政治势力恪守住了共同的底线。
就像是一场球赛,尽管双方激烈对抗,但都要遵守游戏规则这条底线,不然比赛就会变成一场群殴。民主转型的共同底线用两句话概括就是:胜利者保持宽容,失败者保持耐心。
作为胜利者,如果上台之后想要赢家通吃,走向多数暴政,那民主直接崩溃。就像是津巴布韦的穆加贝上台之后,先清洗屠杀反对势力,然后打击白人,鼓励黑人打土豪分田地,迫使白人全部逃亡。政治专权之后非但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反而带来了经济崩溃。
南非的胜利者是怎么做的呢?年大选,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胜出,曼德拉上台。民主选举对于白人政权是毫无希望的,因为民族尖锐对立,都是相同族群支持相应的政党,而当地白人是绝对的少数。
在此之前,白人长期享受着诸多不正当的特权,如果曼德拉上台之后,以一种痛打落水狗的姿态秋后算账,那社会裂痕就会迅速扩大。而曼德拉的做法堪称表率,展示出了伟大的宽容。
在新政府中,他给了白人足够的政治安全感,白人国民党获得了副总统以及数个关键内阁成员的职位,给了他们在关键政策上的协商权甚至是否决权。在个别白人聚集的省份,权力也与白人党派共享。
对于财产安全问题,贫富如此悬殊,白人非常恐惧民众通过投票进行合法抢劫,隔壁的津巴布韦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这么干做。而曼德拉将财产保护写进宪法,给白人送去了一颗定心丸。
曼德拉曾被白人政权关押27年之久,壮年时入狱,出来的时候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这样的仇恨怎么可能不深刻,但是他清楚的知道,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的仇恨了,现在需要的是妥协,是和解,是宽容。
他当选总统之后,甚至邀请曾在监狱里殴打羞辱自己的狱卒参加自己的就职典礼,并奉为贵宾。同时说出了那句被无数人传颂的话:“在走出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我已经清楚,如果我不能把悲伤和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仍在监狱之中。”
曼德拉上台之后,不断努力去消解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仇恨。比如说他去观看英式橄榄球比赛,为运动员欢呼,而橄榄球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白人的运动。他去看望种族隔离政策缔造者的遗孀,甚至去学习南非白人的语言等等。哪怕我们把这些都看做政治作秀,但也足以表明曼德拉弥合社会矛盾的决心。
正因为曼德拉的宽容,南非的新生民主才没有滑向很多人所担心的复仇政治与多数暴政。
对于曼德拉的评价,网上褒贬不一,批评的声音主要集中在曼德拉的经济政策上。说他解除贸易壁垒,去工业化,开放金融,搞得国家经济体系千疮百孔,沦为国际资本的狩猎场,愣是让那个曾经富裕的南非逐渐衰落走向贫穷。
这些批评很多我并不认同,那个曾经所谓的“富裕”来自于种族间不平等的压榨,很明显是不值得称赞的。在经济方面曼德拉确实没有做最深层的整体经济变革,但是我们不仅要求他带领黑人兄弟们站起来,还要求他带领南非人民富起来,这未免也太过苛刻了。
尽管西方对于曼德拉的高度赞扬有一定出于利益和意识形态宣传的考虑,但是一个奉献一生,让自己国家和平转型,消解民族仇恨的伟大国父,无论如何都不该沦落为一些人口中所说的“燃烧南非,照亮自己的罪人”。对于曼德拉我们还是给予极高的评价。
胜利者的宽容只是南非转型故事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失败者的耐心。如果失败者不接受输棋而掀翻棋盘,破罐子破摔,那转型也将走向失败。正如曼德拉表现出了宽容的底线,由德克勒克领导的南非国民党也表现出了耐心的底线。
德克勒克从年上台之后,开始废除种族隔离,停止南非的核武器项目,并释放了包括曼德拉在内的一批政治犯,然后用4年的时间去和曼德拉一方展开转型谈判。
尽管当时南非国民党已经内外交困,民主转型万不得已,但是前面我们所说的大选之后各种行政分权,财产保护等等条款都是德克勒克推动的。他把这些可能爆炸的危险提前排除掉,为之后国家的平稳转型开拓出了一大片安全地带。
大选之后,国民党毫无悬念地落败。而之后两年,德克勒克以副总统的身份带领国民党辅佐执政经验不足的非国大。
正如我们不会把曼德拉的宽容视作理所当然,也不应该把德克勒克的妥协看做是理所应当。一个政党在被全世界道义唾弃的情况下,和对手协商自己的消亡,当然不容易。
尽管后来南非国民党陨落,德克勒克也退出政坛,但是在转型最关键也是最脆弱的时候,他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减震力量。
年,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因为在南非民主转型中的努力,同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最后,曼德拉跟德克勒克这两个人,尽管在权力交接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的摩擦,但退休之后,反而成了好朋友,经常相互拜访,问候。你想,但凡他们两个中有一个人心胸狭窄,怎么可能跨越如此深刻的历史恩怨,成就这传奇般的友谊呢?
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是从不可能中拯救可能的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说,曼德拉和德克勒克是真正的政治家,而不仅仅是政客或者官僚。
当然,转型成功不可能只靠政治家,它需要所有重要政治力量都保持宽容与耐心。正如那句话所说,自由从不会主动降临于人类,人类必须要上升到自由的高度。
总结
首先,不自由的民主。法国大革命中,我们看到了民主的高歌猛进与自由的日渐凋零相伴而行。民主并不一定带来自由,相反民主还会为打压自由提供合法性。
民主与自由常常相提并论,但二者完全不同,民主是如何产生执政者,而自由是如何限制执政者。
很多时候人们会为了一个更高的追求万众一心,而暂时放弃自由,这个追求可能是正义、是平等、是荣耀。但是当我们暂时放下自由的那一刻起,权力就失去了约束。法国大革命的教训警示着世人,无论么多崇高的追求,都不值得为此付出自由的代价。
民主与自由必须相同步,政治转型才能顺利进行,政治文明的变迁是没有捷径的,它必须穿越千万人的心灵,人心之变在先,制度变革在后。
其次,从阿拉伯之春迅速变为阿拉伯之冬我们看到,权威倒台绝不等同于民主转型,接替权威的往往是另一个权威,或者是无权威的混乱,民主政体从来不会自然而然的出现。
埃及的民主崩溃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经典的困境“裂痕动员”,民主制必然意味着社会动员,而社会动员一定会激化社会裂痕,裂痕被激化到水火不容的程度就会造成全盘的崩溃,这是民主制内生性的矛盾。
善恶之争不是难题,现实中的困境往往都是善善之争。所谓的民众,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有人想往左走,就有人想往右走,谁对谁cu错,该支持谁呢?自由社会一定是多元的,有裂痕的,这是我们应该接受的客观现实。社会团结当然值得珍视,但自由也同样珍贵。整齐划一的纳粹德国,当然没有人会把他当作是理想的政治模式。
最后,南非向我们展示了如何跨越社会裂痕,让民主转型平稳落地。这需要各方都恪守共同的底线,胜利者保持宽容,失败者保持耐心。
推翻威权只是民主的上半场,克服社会撕裂则是必须要经历的下半场。后者比前者要更加的困难,前者有一个明确的攻击目标,而后者则需要所有人都保持克制。
曼德拉与德克勒克是真正的政治家,政治是从不可能中拯救可能的艺术。自由从不会主动的降临于人类,除非我们上升到自由所在的高度。